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在治理理念上现代化。统一战线之所以不可或缺，不仅因为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仅因为统一战线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具有独特优势，更是因为统一战线理念与国家治理理念内在贯通、高度一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首次以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关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今年年初，汪洋同志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指出，要深入挖掘蕴藏于统一战线之中的显著制度优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统一战线始终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之中，不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凝聚智慧，不断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凝聚人心，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聚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统一战线发展史

一部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更是一部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伴随着统一战线的重大突破。贯穿其中的统战理念则是从“革命之术”转变为“治理之道”，最终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支撑。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略。马恩要求无产阶级为了革命胜利，必须进行跨国联盟，为此组建了第一国际；必须争取同盟军，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列宁把“阶级统一战线”发展为“反帝统一战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的中心正从欧洲转向亚洲，列宁把民族问题同殖民地问题相联系，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他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已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被压迫民族已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列宁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前，要和代表其他劳动阶级或者阶层利益的政党结成统一战线，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然要吸收代表其他劳动阶级或者阶层利益的政党加入政权中来。显然，统战的对象在发生变化，但是统战作为革命策略的基本属性还是没变。

根据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指导，我们党很早就建立过不同性质类型的统一战线。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基于对革命挫折的深刻反思，始于长征、兴于延安，我们党才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脉络，确立起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地位。回顾这一段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中居于首位，绝非偶然。

在抗战时期，我们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转变为“中华民族先锋队”。这成为我们党统战史上的一个高峰。首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见证了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伟大转型。正是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上，我们党正式提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我们党不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我们党不仅要代表230万产业工人，同时也要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我们党不仅要有坚强有力的阶级基础，同时也要有深厚广博的群众基础。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飞跃。1938年9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光辉命题。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起因正是统一战线。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共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针对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论”，毛泽东提出了“民族自治论”。最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见证了我们党统战能力的空前提升。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经过了17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因为中央红军的长征便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行军371天，在少数民族地区穿行132天，将近1/3的时间要面对民族宗教、阶级阶层、争取人心等统战问题。1939年，我们党首次明确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中排在第一位。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抗战后，我们党建立了反抗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直接推动了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而来。这是因为，我们党已经把统一战线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边区执政中便实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与统战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找到了以民主道路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已经用统一战线开启了协商建国的进程。我们党在1948年提出“五一口号”，赢得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更是确定了新中国建国建政方案。这是因为，我们党已经将统一战线嵌入到国家政权体系。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是专政的对象，而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这就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化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体理论中国化最为关键的一步。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新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推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我国正确坚持民主集中，这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针对“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的论调，老一辈革命家坚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实践证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使中国的民主政治更有生命力。我国正确坚持国家统一，这鲜明地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党以“寓封建于郡县”的古代智慧锻造单一制的国家制度，以“因俗而治”的中华传统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以“和而不同”的中国精神平衡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走出了一条民族治理的中国道路。我国正确区分两类矛盾，这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毛泽东指出，不能用敌我斗争的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批评只是手段，团结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统战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刻体现。我国正确坚持统战思维，这鲜明地体现在“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分运用统战智慧，从求同存异的五项原则，到反帝反霸的不结盟运动，再到“三个世界”的伟大构想，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是建构同心圆的共识基础；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是调动积极性的情感纽带；不偏不倚的中道精神，是包容各种力量的方法原则；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是处理五大关系的中国智慧；得道多助的政治理念，是汇聚人心力量的精神底色。不懂中华文明，就不懂得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巩固统一战线把“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立足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联盟”扩展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联盟”，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三个先锋队”重要论述，使我们党的领导具有更加坚实的道义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使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扩展到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统一战线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宝，进一步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和团结度。统一战线由此从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领域，从上层拓展到中下层，从国内拓展到国际，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推动统一战线上升到“治理之道”的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也就同时挺进到治国理政的第一线。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日益多元，我国社会领域不断涌现新群体，统一战线挺进到扩大群众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第一线。随着我国利益格局日益多元，统战成员不断提出新诉求，统一战线挺进到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协商民主的第一线。随着我国思想观念日益分化，各种思潮不断发生碰撞，统一战线挺进到加强思想引领、凝聚人心共识的第一线。随着我国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民族宗教港台海外等领域不断出现新挑战，统一战线挺进到维护祖国统一、拱卫国家安全、致力民族复兴的第一线。

越是挺进到治国理政的第一线，统一战线就越成为新时代治理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魂，以中华文明为根，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治国理政之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统战工作不仅要重视力量对比，更要重视人心向背。不立足人心深处，统战就沦为合纵之术。作为凝聚共识之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统战工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共识建构同心圆。不占据民族大义，统战就沦为孤军奋战。作为居安思危之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统战工作防范化解民族宗教、社会阶层、港台海外等领域的风险挑战。不坚持问题导向，统战就沦为花瓶摆设。正因为统一战线是“治理之道”，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把统一战线说成是“最大的政治”。

经过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创新，统一战线从欧洲植根到中华大地，从马恩原典发展出中国特色，从零散论述整合为理论体系，从理论构想落实为中国实践，从“为战而统”转变为“为统而战”，从阶级联盟发展成为政治联盟。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国家治理理念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在治理理念上现代化。统一战线之所以不可或缺，不仅因为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仅因为统一战线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具有独特优势，更是因为统一战线理念与国家治理理念内在贯通、高度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正是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原点，也是国家治理的落脚点。

先谈谈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共同体理想集中体现了马恩的社会理想，共同体概念在马恩经典中反复出现，共同体理论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真正的共同体”。

第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是与西方市民社会相对立的社会形态。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成一个群体，其中，按照利益关系组织起来的群体就是西方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用市场经济取代协作经济，物质利益成为首要原则；用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个人主义成为第一价值。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这种市民社会无非是追逐个人利益的战场，马克思深感不满，所以才构想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马恩的共同体是扬弃了个人主义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是突破了私有财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有机体”，是超越了西式自由民主政体的“社会共和国”。

第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是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高度整合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指出，西方市民社会必然导向与政治国家的分化。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具有对抗性，市民社会要求高度自治，反对政治国家的权力干涉，政府的存在无非是“必要的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具有同一性，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所以，建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只能是特殊阶级利益的统治工具，是冒充为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是“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犀利地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他看来，真正的共同体无非是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有机互动的结合体。马克思为此专门提出了“社会共和国”，即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并“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所以，共同体理论既保留了党的领导优势，又具备多元治理的内涵，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扩大社会基础、吸纳精英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是个人与社会和谐互动的自由人联合体。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存在着原则性区别：西方思潮的出发点是原子化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所以，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是符合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个人发展不能离开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前提是个人的高度发展，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的共同体并不排斥个人自由，而是个人自由的实现；并不抹杀个体的存在，而是个体的合理存在方式。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得以实现辩证的统一。

第四，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载体。社会主义共同体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系列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社会讲权利至上，社会主义共同体讲责任伦理；资本主义社会强调无限竞争，社会主义共同体强调团结合作；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分化，社会主义共同体高度整合；资本主义社会推崇个人至上，社会主义共同体强调家国为本；资本主义社会强调一族一国，社会主义共同体强调民族融合；资本主义社会搞公民运动，社会主义共同体走群众路线；资本主义社会契约关系凌驾于伦理关系之上，社会主义共同体既有契约关系，更有伦理关系。

对国家治理而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国家治理做到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高度整合，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机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

根据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国家治理应当构建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马恩曾言，“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体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虽然这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但却是国家治理的不懈追求。我们应该致力于建构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公平正义为特征的经济共同体，实现国企民企等各种经济成分和而不同，推动城乡、地区、阶层等经济发展日趋均衡，实现社会分配方式公平正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国家治理应当构建团结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列宁说，“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列主义政治共同体理论与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多次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一旦国家混乱，就会陷入分裂。老百姓的灾难最惨重。中华文明的最大优势是从未断流，从未断流的原因正是大一统，而当代大一统的中坚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道理，决定了只要是中国人就必须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政治底线，就必须认同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心骨的政治地位，就决不能以大中华解体为代价去照搬其他任何一国的政治道路。

根据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国家治理应当构建凝聚人心的文化共同体。马克思说，“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有了文化共识，人心齐则泰山移；没有文化共识，人心散则社稷败。为何中华民族能历经风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何中华文明数千年从未间断而能一脉相承？为何中华民族有如此巨大的聚合力与吸纳力？为何中华文明能包容改造所有的外来文化？就是靠大中华的文化共识。特别是对党外人士而言，要用文化自信引领制度自信，以文化共识塑造政治共识。

对统一战线而言，“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在我国，统一战线具有巨大的一致性、鲜明的多样性、空前的广泛性、宽阔的包容性和显著的社会性等五个特征，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按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统战工作应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成政治整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文化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成制度整合，以协商对话机制完成利益整合。按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统一战线必须更加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战优势；统一战线必须更加重视大团结大联合，扩大执政基础、吸纳党外人才、团结广泛力量；统一战线必须更加关注人心向背与力量对比，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凝聚民族共识；统一战线必须更加强调社会团结而非分化对抗，在多样性中找到一致性，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不断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发展，在政党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统一等重大领域，建立并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统战特色。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来源：人民政协报)